清代对水患与生态环境关系的认识

清代道咸时期，一些有识之士注重经世致用，对治水问题的认识即是一例。他们把水患与生态环境的变迁联系起来加以考察，为后人留下很多宝贵的思想遗产。

针对长江流域水灾频仍、湖南水利难治等现象，魏源在《湖广水利论》一文中提出见解，认为“乃数十年中，告灾不辍，大湖南北，漂田舍、浸城市，请赈缓征无虚岁，几与河防同患，何哉？”究其原因，一是长江流域人口增多，二是长江流域生态环境遭到破坏。他分析说：“今则承平二百载，土满人满，湖北、湖南、江西各省，沿江沿汉沿湖，向日受水之地，无不筑圩捍水，成阡陌治庐舍其中，于是平地无遗利；且湖广无业之民，多迁黔、粤、川、陕交界，刀耕火种，虽蚕丛峻岭，老林邃谷，无土不垦，无门不辟，于是山地无遗利。平地无遗利，则不受水，水必与人争地，而向日受水之区，十去五六矣；山无余利，则凡箐谷之中，浮沙壅泥，败叶陈根，历年壅积者，至是皆铲掘疏浮，随大雨倾泻而下，由山入溪，由溪达汉达江，由江、汉达湖，水去沙不去，遂为洲渚。洲渚日高，湖底日浅，近水居民又从而圩之田之，而向日受水之区，十去七八矣。……下游之湖面江面日狭一日，而上游之沙涨日甚一日，夏涨安得不怒？堤垸安得不破？田亩安得不灾？”（《魏源集》，中华书局，1983年版，第388—389页）在谈到汉水水灾时，他认为，上游的生态破坏是造成水灾的原因之一，“秦、蜀老林棚民垦山，泥沙随雨尽下，故汉之石水斗泥，几同浊河。”由于人口增长，土地缺乏，无法制止对生态环境的破坏，只能筑堤以防水患“承平生齿日倍，亦不能禁止上游之不垦也。故今之治江、汉者，则专从事于堤防，且岁咎于堤防之不固。”但他认为，这不是治理水患的根本措施，“乌乎！天下固有致患之由，孰为防患之术者乎！”（同上，第392页）清代《湖广通志》在论湖南水利时也写道：“近年深山穷谷，石陵沙阜，莫不芟辟耕耨，然地脉既疏，则沙砾易圮，故每雨则山谷泥沙，尽入江流，而江身之浅涩，诸湖之湮平，职此之故。”（《清经世文编》卷117）明清以来，长江流域水灾频仍，出现了研究长江及其湖泊水利的风气，其著述之多，可谓汗牛充栋，是我国水利事业史上的重要宝藏。但是，这些治水方案，大都从水利设施的角度谈治理水患，未能从生态环境来认识水患。应该说，魏源的分析抓住了水灾发生的要害。

生态观是生态环境变迁及其所造成后果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。明清时期，长江中上游区域森林植被遭到严重破坏，原因之一在于明代四川、两湖大规模采伐木材，“颇竭蜀荆之材”，造成大面积的“山童木遁”。由于古代木材主要依靠水运，所以大江两岸山林首先遭到破坏；其次，自明代中叶始，大量流民涌入川、陕、荆交界山区，毁林开荒，刀耕火种，对长江、汉水上游地区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破坏。清代道光元年卓秉怡在《川陕老林情形疏》中说：“江、广、黔、楚、川、陕之无业者，侨寓其中，以数百万计，依亲傍友，垦荒种地，架椽栖身，岁薄不收则徙去，斯谓之棚民。其种地之外，多资木厢、盐井、铁厂、纸厂、煤厂佣工为生。”（《清经世文编》卷82）严如煜在《三省边防备览》一书中也详细记载了荆襄山区各种生产行业破坏森林的场面，致使这一地区森林植被面临枯竭与毁灭的威胁。